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倩如下跪的传统:是礼仪,还是糟粕?-东瓜摊子

下跪的传统:是礼仪,还是糟粕?-东瓜摊子
翻出来一篇2016年的文章,如题关于下跪的。下跪:江湖与官府里的两种图景。
东瓜摊子

站起来,不下跪,是近代中国宣布告别臣民关系,走向自主、平等和共和的标识。辛亥革命结束,“废跪拜”,而兴握手和鞠躬新礼。在革命叙事下,下跪象征着剥削的、愚昧的、落后的旧秩序,是放弃尊严、权利和人格而屈服于政治权力的一个卑贱动作。人们对“下跪”最深刻的印象便来源于此,但这却不是下跪的全貌。
回顾中国历史,除了宗教信仰,在世俗世界嘉善高级中学,下跪也是从两支脉络里延续下来的,除了官府(朝)斗神天下,还有江湖(野),共同构成了朝野下跪的宏大画面。江湖,因同官府相对独立,是未被正式权力吸纳而独自遵循一套游戏规则的领域,意味着道义、情义和仁义。庞青云而在“国家”(state)和“社会”(civil society)这一西洋舶来概念抵达中国前,江湖是民间社会拒绝被权力完全支配的场所。这决定了江湖的下跪,留下的是另一幅面貌,那不是屈辱权力,而是表尊敬或道歉的礼仪,是道义和修养的所在。近代革命结束了,政治上的下跪仪式终结,而江湖上的下跪礼仪却不灭复燃,重获了道义的正当性。
但下跪在现实中国还有着更复杂且不可回避的实践,它仍然是底层抗议者借用的政治资源。他们为诉求权利,屈膝下跪,不是臣民魔咒还未远去,而是一种深入到骨子里的政治智慧,这是下跪在当下中国最深刻的实践。他们的艰难实践,实际上延续了封建中国“官府”意义上的下跪王卓实,同江湖的下跪产生了巨大张力娘心剧情介绍。
下跪的演变
从礼节、尊卑到被革命
我们可能很难想象,早期的下跪却不过是一种礼节,不存在尊卑的高低秩序。尽管看不到具体的历史纪录,但就目前的一些知识常识而言,它是出现在周礼中的。周礼提出了明确规定,比如怎么样跪才能表达出尊重的意思,这在前些年的电影《孔子》中也被重现。
但为什么要用跪呢?现在的一种普遍说法是,汉朝前,没有凳子,吃饭或商谈事宜,都在地上铺一个席子,席地而坐,但坐在脚后跟上坛子肉的做法。如果对面是尊贵的客人,主人向客人致礼或者向客人致谢的时候,将身子挺一挺,屁股就离开脚后跟,膝盖挨着地。这便是跪了。但汉朝后,出现了椅子、凳子,尽管不再坐脚后跟,膝盖却没有能够离开地,于是跪依然保留下来。汉到唐,下对上、民对官、官对皇帝,下跪也少见,大臣要表示对皇帝的尊敬,也只是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即便是到了宋朝,平民阶层兴起,官员见皇帝没有资格坐椅子了,但也并非总是下跪。难怪南宋灭亡,文天祥被俘后,忽必烈要他跪时,他说“南揖北跪”而拒绝下跪。
但到明清,跪已变成严格的尊卑和服从礼节,皇帝跪天倩如,朝廷跪皇帝,衙门跪朝廷,草民跪衙门,子跪父母,弟跪长兄千百怡恋,妻跪夫。下跪,由此被烙上了权力等级的深刻印记,即便是家庭成员间的下跪,也不过是权力的一种延伸。
这一印记决定了,“跪礼”会是近代革命的重点批判目标。辛亥革命突来,扳倒了清王朝的帝制,从日常生活和习惯中根除封建因子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。男子剪去辫子,女子停止缠足,取消旧称呼,改为平等的称呼,废除跪拜礼(跪拜、作揖、请安、拱手)。民国制订了“礼制”,核心是以鞠躬礼和脱帽礼代替跪拜等旧有礼节。但这时期,国家的建制并未真正完成,文化的这种革新很难推广到全国上下,仍局限于城市区域或精英群体。
不过,舶来品“握手”,通过课本、报纸和宣传画,还是渐渐被接纳而改变了下跪的礼节。到了共和国,国家领导与百姓握手的照片比比皆是。最高领袖与新疆维吾尔族贫农库尔班大叔握手,刘少奇与工人时传祥握手,等等。但同时,前三十年的共和国,历次政治和土改运动中,被批判对象下跪的画面却仍时不时兴起。到了十年文革,将“反革命分子”押上批判大会,架着下跪认罪,更是抵达高峰。
权力之外
一个边缘的下跪礼节还在江湖上
不管怎样,下跪作为一种政治尊卑礼节的地位,已被近代革命给彻底动摇了。这样说的意思是,礼节是双方认同的,政治运动中被迫架着而下跪认罪的做法,跟礼节已是两回事。最高领袖逝世,十年文革结束,政治运动走到尽头,连批判大会上的下跪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但即便政治礼节上的下跪不存在了,下跪本身的民意基础事实上却不会荡然无存。这不是说摩登衙门,下跪已回归为一种礼节,而是说它在江湖上得到了维系。师徒行跪拜礼,报恩下跪行礼,道歉下跪,等等。这种下跪,同“官府”和“家庭”或“氏族”的等级森严不同,象征着道义和仁义,被赞誉是知恩图报,是道德修养的表现。男儿膝下有金的传统说法,更是为愿意做出下跪的举止增加了严肃性和道义性。
江湖的下跪,同官府和家庭的下跪不同,根源在于它同正式权力保持距离贝鲁梅伯,以追求道义和自由而为内在的游戏规则。
如果追根溯源,江湖的概念可谓五花八门。很难说,早期的江湖到底是实体的江,还是湖,但“江”和“湖”结合在一起最早现于《庄子·大宗师》起,那句“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”就说出了江湖自由漂泊的基本特征。在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中,又特别是武侠小说,江湖是侠客武夫活动的领域。他们过着行侠仗义的生活,漂泊不定,不问官府事务,但又时刻担任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,典型的如杀富济贫等。尽管现实不如小说那样浪漫,有的时候还变成流寇,打砸抢劫,盘踞山头而侵害百姓,但江湖的大致形态是一致的。拒绝正式权力而独自遵循着一套以道义为核心的规则。
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说: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”江湖的基本含义,得到了奠定,即用来泛指远离中央朝廷和地方衙门的民间。卓越的武侠小说家古龙先生说,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又借杀手燕十三之口说,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懒尊邪少。据此可见李炫君,江湖秩序的维系,独成体系,即便是遇到争议、艰难或动乱,也不过是一句豪迈的“身不由己”而不会渴求官府的正式权力做出裁决。
江湖拒绝正式权力的姿态,获得了天然的道义正当性。难怪将它和“社会”的概念等同起来。近代欧洲,洛克提出自然社会,认为在国家机构出现前,社会本身就有着一套朴素但有效的规则维系,即便是国家机构出现,政治社会诞生了,社会也不过让渡了一部分权利而非全部,这意味着社会享有自主权利来处理本身的事务,而不受权力的干预,否则将可能站出来通过运动或革命夺回权利。到了十九世纪,思想家更是将社会同国家和市场分开来,始终抵抗权力和资本的侵害。崇尚自由而拒绝权力的江湖,同“社会”的的确确存在异曲同工之妙,而面对官府或现代国家,江湖的下跪,就是道义的,是正当的。
下跪的困境
现状不改变,它仍然是象征尊卑的动作
但江湖存在它的局限,依靠道义和热血沸腾的集体情感而存在。满腔热血,即便是行侠仗义,因缺乏制度化的公允审判机制,也会出现金庸笔下的萧峰被中原武林非理性地排斥,冤假是非全依靠口中的道义和舆论。宁财神的《武林外传》就在此意义上突破暴力的、非理性的江湖,试图开创一个别样的武林。但江湖就是江湖,局限不可回避。而近代中国展开的国家建制,却正是一段消灭和吸纳江湖的历史,山寨、流寇和土匪因而被清退了。
不过,江湖不灭。这种不灭,不是城市黑社会或基层混混,也不是武侠小说或影视作品,而是江湖的美名和基本特征维系了下来。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征途上,市民社会还未成熟的时刻,同样崇尚自由的江湖据此兼职了拒绝正式权力干预的角色。江湖气、江湖道义通常是美誉的名词。
江湖为什么会兼职市民社会?德国思想家韦伯发现了“现代性”成功的奥秘是建立了理性的、制度化的、精致的官僚制度,但也警惕官僚制度,还把它形容成理性的“牢笼”。这一点同马克思殊途同归,都认为扭曲了人性,束缚了人的自由、自主和多样性。这正是江湖的长处,渴望打破繁文缛节,追求自主自治的秩序,但不同于同样打破官僚制度的十年文革。不过,更关键的是,尽管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,社会从此前被完全被淹没的状态破土而出,但成长仍然艰难,江湖侠气变成共同警惕权力而同政府博弈的英雄面目,而以江湖自居的行动者,的的确确不畏权力和资本,承担着市民社会的担子。
这种强大的力量,甚至抵制住了那些负面江湖气的消解,比如国家主导反腐运动中所抵制的那种“江湖气”,或商人以破坏游戏规则而打着旗号的那种“江湖气”。按理说,既然“官府”意义的下跪被革命掉了,江湖的下跪为什么还是引发了态度争锋相对的争议?
遗憾的是,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讨论和研究结果,基本将这种争议归因于,是“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革命叙事”的下跪记忆,与“江湖道义”下跪的冲突,粗糙地认为,只要能摆脱近代革命叙事下的下跪,就能平和或理性地看待下跪本身。下跪由此可变成单纯的礼仪。这种想象颇为美好,却浪漫而单一。
真正的问题不是要摆脱这种革命叙事的“下跪”记忆。道理很简单,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撑,单就课本或宣传在历经百年的今天,这些记忆事实上很难具备这样的力量。下跪在现实中国还有着更复杂且不可回避的实践,它仍然是底层抗议者借用的政治资源。他们为诉求权利篆体字查询,屈膝下跪,不是臣民魔咒还未远去,而是一种深入到骨子里的政治智慧,用下跪唤起古老的臣民记忆,迫使地方政府官员不得不做出回应。这是下跪在当下中国最深刻的实践。他们的艰难实践,实际上延续了封建中国“官府”意义上的下跪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下跪实践,下跪本身在江湖道义的助推下,或还可能变成一种单纯的礼仪。这样看来,不是由于大家未能形成民主或平等的现代观念,才不能坦然面对跪拜,而是政治权利表达的渠道和状况不改变,下跪或跪拜就仍然是那个象征着尊卑的动作。
原发于
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11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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